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东方传播的过程中与华夏传统的政治、文化各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尤其是在雍正元年（1723）末，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进行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
“禁教令”颁布后，沿海各省率先禁止传播天主教，遂后，内地也大肆搜捕天主教徒。
可以说，正是由于清政府的“禁教令”，使天主教在大城市无法立足，从而在谷城沈垭这个荒僻之地兴盛起来。
以至于在城市无法立足的湖北襄阳、安陆、武昌等地天主教骨干纷纷逃到地势险绝的谷城西部山区沈家垭子（沈垭）避难定居。
并于雍正三年（1725年）在该地垦荒并修建简易教堂（小圣心堂）一座，继续从事传教活动，后为北京耶稣会会长巴多明（法国籍）获知，欲将该地建成教会的避难所，乃派人前去资助，将教堂附近山林一并购下以满足传教需要（今遗址尚存）至此，一处纯天主教社区在华夏首次出现。
雍正九年（1731年)，天主教传教士胥孟德（法国籍）从广东来沈垭主持教务，买下磨盘山整片山谷开垦经营，规划兴建“教友谷”，并修建了“圣心堂”，使之成为“中华全会公教重要地区之一”。
及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籍传教士刘方济各克来掌管教务时，沈垭天主教堂已管理鄂西北谷城、老河口、房县等17个县，教徒达7000余人之巨。
期间，刘方济各克曾在狮子崖（今玉皇顶山，后改名为十字山）建圣母无原罪小堂一所。
一时间，沈垭天主教堂已成为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总堂，并在每年9月14日举行朝拜“十字架节”。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天主教中心之一。
因天主教在磨盘山地区影响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并带来了灭顶之灾。
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谷城天主教徒先后遭遇禁教逮捕，传教活动从自由公开转为秘密，进入低潮时期。此刻，沈垭天主教堂仅剩“土墙茅屋数椽聊为本地司铎居住之所”。
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取消教禁，天主教在中国又得以公开活动。
为此，法国、意大利两国方济各会集资10万法朗，于同治九年至光绪年（1870-1884年）在沈垭大兴土木，历时13年，逐步建成占地1800平方米的五堂（大经堂、育婴堂、圣心堂、董人堂、墓堂）一山（十字山，即玉皇顶山，海1080米，原为道教胜地）。
共计房间709间的西式建群落，并租占周围山场土地6000余亩，成为当时全国仅次于北京天主教的第二大教堂。
这座见证了华夏从衰弱屈辱到涅盘重生的天主堂，此时还只是一座由数十个传教士和上百信徒在支撑着的山中教堂，贾蓉觉得可以利用一二，于是赶来了襄阳府。
“敬爱的御史阁下，欢迎您的到来，斯坦利大主教正在等您呢。”等到贾蓉等人到来时，一个妙龄少女早已经在教堂之前等待着他们了。
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白皙的脸颊上带着几分浅浅的雀斑，不过胜在身形高挑，看这架势似乎比自己还高点，如此身高的姑娘，在这个时代还真就不多见。
在贾蓉目前见过的年轻姑娘里，最高的是迈青韵，刚刚一米七的身高，其次是邢岫烟，一米六九左右，最矮的是柳五儿，堪堪一米六……
而眼前的姑娘，身高比自己还要高上一分，嗪着和善的微笑，几绺金发轻轻垂下，向自己问好。
“承蒙久候，没想到像你这般美丽的姑娘在异国他乡还能说一口这么流利的西南官话。”贾蓉很客气地看着她说道。
“是的，这是我来东方的第五年了，主教将我调来了南方教区，似乎是觉得这里更有发展潜力。”
“我可以问问你的名字吗？”
“伊蕾尔。”少女很干脆地说道。
“谢谢，你的名字很好听。”
“那么我可以问问御史阁下的名号吗？”
“按你们的习惯，我应该叫蓉贾，姓在后，名在前，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贾延庆先生。”
“好的，我记住了。”伊蕾尔很礼貌地微笑回应道。
“哦，尊敬的御史阁下，我以为我们的见面可能是很久以后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再次见面了。”伊蕾尔带着贾蓉来到教堂当中的议事厅，斯坦利就像看见了亲人一样，很亲切地招呼着他。
“我还真没想到，你的职务还挺高的。”
自教廷改革以来，神父教阶发生了些许变化：神父、主教、助理主教、教区主教、教区大主教、总主教、枢机主教七品，称为“圣品七阶”。
“伊蕾尔可是我的得意门生，年纪轻轻就做到了教区总助理执事的位置上，她的父亲是一位商人，目前人在广州，相信她和御史阁下之间一定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执事教阶为：初等执事、总执事、助理执事、教区总助理执事、理事执事、总理执事七品，称为“助祭七阶”。
记住本文地址：https://m.tthzxw.com/book/7410771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