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世学者们考察所见，“静乐”一词用于道教始于元代武当道士刘道明（号洞阳子）编纂的《武当福地总真集》（以下简称“《总真集》”），因在其“卷下”有《静乐国传记》。
全文如下：
《静乐国传记》：龙变梵度天之下。
《灵宝**诸大秘文》云：龙变梵度天，北方之天，四种民天之一，在无色界之上。
其色赤，太虚之景，灵宝之宫，下应西方娄宿。
又《武当图记》：五龙顶一峰，上应龙变梵度天，北方五气龙君居之。
今均州之南三十里有村，名曰乐都。传云：此古静乐国。村之东山下，古陵数冢。
耆旧相传云：静乐国王之茔。又《风土记》：均州上古之时，即有麇之国，谓人民朴野，安静乐善，虽曰麋鹿，犹可安居。
又《仙传》称：黄帝降生于有熊之国，赤帝降生于厉山氏之国，玄帝降生于静乐之国。
盖为玄帝神功圣德，万物悉资润泽发生，不欲以有麇之国称之，而取其人民安静乐善，易之曰静乐，可知矣。
切观均州风土，太和之水，湾环百曲，神仙窟宅。考之古史《仙传》，静乐国即均州，无疑矣。
刘道明在此不惜笔墨、引经据典而又兼民间传说，其根本意图有三点：一是阐明“静乐”一词的文献依据及其丰富的内涵；二是论证“静乐国即均州”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三是为“玄帝降生于（武当山下的）静乐之国”制造舆论影响，以期达到为宗教服务的目的。
但是他所引用的《灵宝**诸大秘文》、《武当图记》以及《仙传》等文献，多是善信羽流为抬高本山地位、完善玄帝信仰体系而杜撰和虚构的，至于“耆旧相传”更是不足为据。
惟《风土记》所载较为可信，因古有“麇城”，“在今湖北郧县内，春秋时为麇、庸二国地，后属于楚。《左传》文十一年：‘楚子伐麇’即此”。均州与郧县相距不足百里，故称“有麇之国”。但是文中所提的“麇”并非“麋鹿”，“麇”即獐，而“麋鹿”俗称四不象，实为两种动物，这或许是《风土记》作者的笔误。
静乐国原为“奎娄之下海外之国”，按星图分野，奎娄二宿主鲁、徐州。
刘道明之所以提出“静乐国即均州”的观点，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从六朝唐宋以来发生过多次的佛道之争，到元代时，随着全真道的极盛而又日趋激烈。1258—1281年，在持续了近三十年的争论中，全真道惨败，大量的道经遭到焚毁。
武当山是元初江南全真道最大的活动点，这里的道教徒对于这场论争自然是铭心刻骨、记忆犹新的。
《总真集》中，作者将武当道教供奉的主神玄帝的出生地由海外仙国移到了武当山下的静乐国，将武当胜迹与玄帝修炼的传说联系起来，使玄帝的神迹，在武当山都有一一对应的实物、实景，这就反映了作者固守中土文化的心理和强烈的本山意识。
正是因为《风土记》中有“安静乐善”之语，为刘道明动迁“静乐国”提供了可资编创附会的文字依据，故其直言，“不欲以有麇之国称之，而取其人民安静乐善，易之曰静乐”。由此可见，“静乐”实为“安静乐善”之意。但是刘道明创立的“静乐国”，后人亦有异议。
清代均州知州江闿曾提出质疑，“《襄阳府志》及均州旧志所载，原无真武父母净乐国王之冢。
康熙十九年，知州王民皞于城南双冢屯地方创立一碑，中书‘净乐王之茔’……。今相传真武生黄帝之时，净乐国号并未见于史册，净乐王墓土人从来不知。
岂黄帝至今阅历数千余年，前此并无一人道及为之标题勒石，直待数千余年之后始经立冢耶？”
现dài • kǎo 古也验证了所谓“静乐王之茔”的双冢实为南北朝古墓，并出土了大量的绿釉陶器。
即便如此，“静乐国即均州”仍为世人所传，历代武当道士更是深信不疑，随着真武神格的不断提高及其道经的补充完善，“玄帝降生于（武当山下的）静乐之国”也就名正言顺了。
明永乐初年，朱棣因“靖难”入继大统，政治舆论对其十分不利，面对这种形势，永乐皇帝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奉天行事，一方面又从理论上寻找根据。
永乐三年到四年，武当道士李素希两次派人送“榔梅仙果”进献朝廷，以告天下吉祥。
永乐皇帝为此专门诏见武当道士简中阳，详细询问玄帝升真事迹后又命孙碧云前往武当山实地勘测。
营建工程从永乐十年九月十八日开工至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结束，历时十三年。
因相传玄帝降生于均州静乐国，故于“永乐十七年，奉敕建玄帝殿、圣父母殿、左右圣旨碑亭、神库、神厨、方丈、斋堂、道房、厨室一百九十七间，赐‘静乐宫’为额”。自此，“静乐宫”始有其名。
至于“静乐宫”名以后出现“静”与“净”混用的现象，最早见于武当文化研究专家杨立志教授点校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明代任自垣编纂），该志在“点校时以明刻本甲为底本，卷六及其它缺失处乃以明钞本及明刻本乙配补”（《明代武当山志二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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